槿桴
第593期
1957年的整风运动原本是共产党员内部的事情，诚邀党外人士帮助整风是对延安整风运动的继承与发扬，意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素质和领导能力。随着全党整风运动的逐步开展，广大群众和爱国人士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向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评和建议。党外人士的批评意见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善意的，有些批评尽管措辞尖锐，但却切中时弊，对党改进作风，克服缺点，纠正错误，密切党群关系是十分有益的。
1957年5月中旬，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一方面指出党外人士“对我们提出的批评，大多数是对的”“右派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对的”；另一方面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做了过于夸大的估计。这表明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改变了初衷，指导思想开始发生变化，运动主题开始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对敌斗争，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右派。6月8日，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时《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性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猛烈地开展起来。8月，中央要求运动进一步向地、县、市、区、大厂矿(以后又提出向中小学教职工)展开。
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宣城县于这年8月传达文件，调整部署，将整风运动转为反右派斗争。县直机关和中学于9月中旬正式开始转入反右派斗争。县委确定县人委和宣城中学两单位为两个示范点。此后参加整风的其他单位也都陆续转入反右派斗争。
宣城县反右派斗争的步骤大体是：一是继续引导鸣放；二是根据平时言行，特别是在鸣放中的言行，结合本人的政治历史、家庭出身，由单位领导按中央同意下发、中共中央统战部制定的《关于划分左、中、右的标准建议》(6条)和省委增加的反对农业“三改”、反对领导(1957年l0月15日后统一执行中共中央制定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6条)排左、中、右列出名单，对列入右派名单的由积极分子搜集整理材料，作为批斗对象上报整风办公室，经办公室审查，报县委核实批准；三是被批准为斗争对象的由单位找其谈话，同时组织训练骨干队伍，写大字报，确定时间召开小组或单位全体人员会议，由骨干分子轮流发言，开展批斗；四是批斗对象被多次批斗后，一般先停职由本单位监督劳动，视其情况，等候处理。
农村498所小学教职员1455人、宣师轮训教师班262人于1957年寒假(1958年1月31日—3月11日)集中进行整风和肃反(大部分教师未进行肃反)，具体由县委领导下的“宣城县小学教师学习委员会”领导。“学委会”主任委员由县委副书记张文芳担任，组织部、宣传部部长任副主任委员。1700多名教师分为8个中队，左、中、右由中队领导排，列为右派的报“学委会”审查批准。集中整风反右结束后，教职员返回学校参加当地党委领导的整风学习。
对于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之间的矛盾，1957年7月中旬党中央认为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宣城在反右斗争之初对“右派分子”斗争还是文明的。如对宣城中学第一个斗争对象斗争时，就是先让斗争对象自己讲，然后由积极分子揭发、质问、批判。在这过程中坚持摆事实，讲道理的原则，即说理斗争。在说理斗争的过程中，曾有人站起来呼口号，此时参加会议的县委副书记立即予以制止，并说不能这样做。可是，随着运动的发展，和对矛盾认识的转化，即认为资产阶级“右派”与人民之间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对右派斗争越来越严厉，尤其是对极右和“双皮”右派分子(即同时戴右派和反革命或其他什么分子帽子的人)，采取在政治上斗臭，思想上斗透，大会斗，小会批，进而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直斗到“低头认罪”。
由于党对当时阶级斗争和右派进攻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对斗争迅猛发展没有谨慎地掌握，而导致反右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被当成敌我矛盾，许多正常的甚至善意的批评和建议被视为右派进攻。在这种大环境下，宣城反右派斗争不仅扩大化，而且巧立名目，导致更大程度的严重扩大，在全国属于重灾区。在当时“左”的指导思想支配下，造成极其严重扩大化，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任意放宽标准。关于划分右派的标准，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制定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有6条，强调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即使意见错误，措词尖锐，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而安徽省却擅自又增添了两条，就是反对农业“三改”和反对领导。加上当时在“宁左勿右”的思潮支配下，有些单位将不少同志出于善意、积极地向单位个别领导提出的批评意见和对提拔干部有不同的看法等，说成是“向党猖狂进攻”“攻击党的领导”和“攻击人事制度”等，以这些罪名划为“右派分子”。甚至有的单位把没有什么右派言论但有这样那样缺点或与领导关系紧张的干部硬划为“右派分子”。属于这种情况而被划为右派的全县就有100余人。如雁翅乡7名干部于1958年2月联名写信，向刘少奇和宋庆龄等国家领导人反映本县少数领导强行推广“三改”造成农业严重减产的情况，孰料这封信竟成了划右派的依据。结果，这个乡的党委书记、副书记、乡长和乡团委书记等4人被打成了右派。
2、任意扩大划右范围。中共中央在1957年9月4日通知中明确规定，在工人、营业员和农民中不划右派分子。但当时全县掀起的反右斗争的风浪已波及到了工厂和商店，并在工人和营业员中开展了。宣城县被划的1022名“右派分子”中有88人是工人、营业员，甚至还有两名僧人，他们是朝天洞龙泉寺的和尚了相和了境。这些被扩大范围而划为“右派分子”的占全县划为“右派分子”的总数8．6％。其中还包括了中央反右派的文件中并没有而由宣城独创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名称，把有“错误言论”的工人和营业员就统统打成了反社会主分子 。这样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全县就有278人。
3、引鱼上钩。反右斗争是以“言论”来定罪的，只要领导认为谁有“错误”言论，即可把谁定为右派。为了揪出右派分子，县委整风办公室出了许多有关敏感的专题，发动大家围绕这些专题进行大鸣大放以便引蛇出洞。如在鸣放中，在围绕“你单位有没有墙和沟”的专题鸣放时，许多同志出于拆墙填沟的善良愿望，向本单位的领导提出了许多善意的批评意见，可领导却把这些意见上纲上线，认为这是“向党猖狂进攻”、“攻击党的领导”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于是就把这些同志打成了右派分子。
4、鼓励鸣放。大鸣大放中，许多单位的领导以“知无不言，言者无罪”的这句话，来反复动员大家消除顾虑，放下包袱，大胆提出意见来帮助党整风。在单位领导一再动员下，大家就抱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鸣放了。如宣师论训班有两个班级近100名学生，在经过学校领导动员后，纷纷摩拳擦掌，投入战斗。他们年轻，争强好胜，不甘落后，在鸣放中，他们抄袭报纸和大字报上别人的鸣放意见来作为自己的意见，并以提的意见多少来互相竞赛。结果，意见提得多的37人被打成了右派，意见提得少的却都相安无事。在被打为右派的赵海青当时年仅16岁，因年轻调皮，校方领导认为他的态度不好，即被送到华阳河农场劳动教养。
5、拼凑比例。反右派斗争中，县直以口为单位，层层加强了对整风反右的领导。他们按单位人数的比例下达划右的任务，因而出现了“右不够，中右凑”的局面。中右既可划右，这就使划右的范围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被打成右派的人越来越多。如团县委只有14名干部，反右斗争后，这个单位包括团县委书记在内的7人被打成右派，4人被打成中右，剩下的干部只有3人了。
6、相互株连。全县在反右斗争中，夫妻双双被打成右派的就有26对，这主要是妻子或丈夫一方被打成右派，他们的配偶受到株连所致。如县银行干部都冠华被打成了右派后，他妻子的单位领导就逼她揭发丈夫问题以划清界限，因无问题可揭，他的妻子即以包庇右派丈夫为由，也被打成了右派。除此，全县被打成的右派中，还有好几个是兄弟右派和父子右派。
7、运动后期“深挖”“潜藏”的右派。反右派运动后期，特别是省委将李世龙(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杨效春等人划为“右派分子”并给予开除党籍等处分后，在要“战胜温情主义”“保持党的纯洁”的压力下，宣城“深挖”了一批“右派分子”。县委整风办公室对没有揪出一个右派的单位均视作运动的死角，除受到严厉批评外，还限期这些单位一定要把深藏的右派挖出来。县委统战部一共只有5名干部，因没有揪出一个右派，受到大会小会的批评。部领导出于无奈，只得将一个没有右派言论而仅有一般历史问题的人打成了右派，终于交了差 ，完成了任务。据了解，机关党群口共有28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其中在运动后期被深挖出来的就有7人。
宣城从1957年9月中旬开始反右派斗争到1958年3月底基本结束，21个较大的集镇延至4月份。根据1958年6月上旬的统计，全县县直、区直、镇、工商界、手工业、中小学共有“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1166人。在参加整风的部门中，教职员划为右派的最多，4所中学教职员176人，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有42人，占中学教职员总数的23．8％；小学教职员1717人(含宣师轮训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有470人，占小学教职员总数的26．8％。1979年改正右派时统计，当年宣城共划“右派分子”1022人(“双皮”的115人)，“反社会主义分子”278人，“中右分子”118人。可见当年宣城是反右派斗争受害的重灾区，而学校又是重灾区的重灾区。
反右派运动后期，对“右派分子”要进行处理。根据中央和省委的规定，对大部分“右派分子”都要给予处分，并且是比较严厉的。有的开除，送去劳教；有的送农场监督劳动，只发生活费；有的降级、降职，工资减少50％，轻的工资也要减少40％或20％；也有免于处分的。宣城当时被划为右派的除受到劳教、判刑和开除公职处理的右派以及工人、营业员中的右派回原单位接受监督劳动外，余下的即编成两个队，分别在团山和庙埠两个农场集中劳动，另有30多人则调到芜湖地直钢铁厂劳动。因当时右派是属于敌我矛盾，改造右派工作则由县公安局负责。
（作者系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