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振纪， 1905年生于河北高邑县。参加过“五四”爱国运动，毕业于保定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受业于著名机械工程教育家刘仙洲，1924年毕业于保定陆军讲武堂，从此开始军旅生涯，投身北伐战争。他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加入红军，1933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我军灿烂的将星中，他文武兼备，其岗位调动频繁，跨行、跨地区、跨军地，在多个不同的领域都立下不朽功勋。
骁勇善战 著名谋将
韩振纪体格健壮，自幼习武，一把大刀抡起来，三五人近不得身，上了战场更无所畏惧。他在组织兵团运动战、攻坚反攻坚方面尤为擅长，曾在几支大部队担任参谋长。
1931年12月起，韩振纪历任红5军团军侦察科长、军参谋处长，1933年1月任红13军副参谋长。在黄狮渡战役中，军团副总指挥兼13军军长赵博生率3个团扼守长源庙一带，配合主力决战。战前，赵博生带他察看地形，研究战斗部署。这里地势起伏交错，容易隐蔽，对我防守极为不利。韩振纪建议：兵力分布互相呼应；前后挖两道战壕，后面一道为最后阵地，誓死一战。赵博生采纳了他的意见，并把指挥部设在前沿。
敌人出动飞机、大炮，轰炸红军阵地，步兵发起不间断冲锋，双方厮杀在一起。赵博生身先士卒，与敌军白刃拼搏，韩振纪手持大刀酣战，浑身分不清是血和汗水。红军顽强守住了第一道阵地。这时，大批敌人冲向红135团阵地。赵博生亲自带领特务连到了135团。敌人疯狂进攻，战士们的弹药打完了，就用石块猛砸敌人，部队伤亡越来越大。情况危急，韩振纪立即带人冒着炮火前去支援。赵博生命令他与全体干部组成突击队，向敌人发起反冲锋。赵博生不幸右额中弹，壮烈牺牲。战役结束，主力部队在红5军团的配合下，全歼敌人６个团。多年后，韩振纪仍惋叹：“博生同志是我参加革命的引路人，他就牺牲在我身边。”
长征初，韩振纪任中革军委干部团作战科长，1934年冬任参谋长（与毕士悌有交替），协助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担负保卫党中央的任务，参加夺取娄山关、激战青杠坡、保卫遵义会议、四渡赤水、攻占通安州等战役战斗。攻克天险腊子口之后，前线部队在交接防务过程中，误以为敌守军已被全歼，以致兵力出现空当。敌残军乘机反扑，如若敌人得手，红军主力将被断为两截。宋任穷政委见形势危急，命令韩振纪执行狙击任务。他率突击队与敌军短兵相接，拼力抢夺，终于与后续部队一起将敌击溃，保障大部队顺利通过。
1935年9月后，原干部团缩编为红军陕甘支队随营学校、红一方面军随营学校，韩振纪任参谋长，率部参加击溃马步芳骑兵的战斗。战后，他赋诗一首《洗衣歌》：“一瓢滚汤濯戎装，垢腻未去虫尽亡。旧衫新补补上补，线行虮行行穿行。等闲万里依我度，刹那三冬赖君防。艰难苦劳甘如旨，踏破残夜是晓光。”
◆1940年7月在皖东北。前排左三为韩振纪，左五为黄克诚。
1937年9月，韩振纪任八路军115师344旅687团副团长（实际是政委），与团长张绍东率部参加平型关战斗。林彪、聂荣臻部署：第343旅686团及687团一部占领小寨至老爷庙以东高地，实施中间突击；344旅687团主力占领西沟村、蔡家峪、东河南镇以南高地，切断日军退路，并阻击由灵丘、涞源增援之敌。战斗打响，日军抢占老爷庙北侧高地，企图掩护主力突围。徐海东旅长命令韩振纪指挥687团3营迅速抢占该高地。韩振纪率3营从山脚下，一鼓作气将已冲至半山腰的日军超过，刚进入阵地就把敌人压了下去，他率部追击，与日军拼刺刀。日本兵手持长枪围成一圈，其军官挥着指挥刀嚎叫，与我军形成对峙。八路军战士高喊：“缴枪不杀！”日军仍负隅顽抗，韩振纪命令：“快投集束手榴弹!”他自己先扔了一捆，把鬼子炸得血肉横飞。
1938年1月，韩振纪接替负伤的杨勇任686团政委。同月，他调延安任中央党校军研室主任。1938年5、6月间，韩振纪被毛泽东指派回344 旅任参谋长，7月初，协助旅长徐海东、政委黄克诚，指挥该旅687团、688团、129师386旅772团及晋豫游击支队，血战町店，毙、伤日军500余。1940年2月，八路军第 2纵队组建，韩振纪任参谋长，协助司令员左权、政委黄克诚开辟太南根据地，同年4月兼任冀鲁豫军区参谋长。纵队兼军区下辖5个旅、1个支队，两万余人。
1940年5、6月，黄克诚奉命与韩振纪率第 2 纵队部，344 旅、新 2 旅南下豫皖苏，与彭雪枫部合编为八路军第 4 纵队，韩振纪任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员。不久，他协助黄克诚率部东进皖东北，1940年8月任八路军第5纵队参谋长，协助黄克诚指挥3个支队共两万余人，驰援黄桥战役，历经鏖战，直下淮海，占领盐阜。新四军、八路军大会师，胜利完成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重大战略任务。
1943年2月，韩振纪任新四军2 师兼淮南军区参谋长，与政治部主任萧望东协助罗炳辉、谭震林领导反日伪顽夹击的斗争，并组成淮南津浦路西野战司令部，指挥反“扫荡”战役，组织了山子头、桂子山、五尖山、程家市及“一次消灭敌人4个营”的占鸡岗战斗。
冶铸群英 桃李天下
韩振纪受过严格正规的军事教育，几次担任我军早期军事教育重要领导职务，参与培养了大批优秀指挥员，其中不乏名将。
1933年2月，韩振纪从5军团调到苏区红军学校（校长先后为刘伯承、叶剑英），历任政治营营长、军事团副团长，同年12月任公略步兵学校训练主任。红军到达陕北后，在新的红军大学，韩振纪主授战术课，指导沙盘作业并担任实兵演习总导演。这时，红军部队扩大，缺少师一级军事指挥员，红1军团首长致电中央，请调韩振纪。1936年8月12日，周恩来与毛泽东、林彪致电左权、聂荣臻：因军事教员不够分配，韩振纪须任军事教员职，不能调出。从 1937年初起，韩振纪先后任抗大第1期队长、第3期第 1 大队(军事大队)大队长。
这一时期，他根据抗大教育方针，采取启发式教学，把学员队拉到野外，讲解用图及利用地形打击敌人的理论和方法。他以重大战例为题目，主讲“围点打援”，并让学员根据亲身经历讲“阵地攻守”，教学结合，思想活跃，学员们指挥水平有了质的提高。
1941年10月，韩振纪任抗大5 分校校长，在陈毅、赖传珠领导下工作。1942年6月，他任华中抗大总分校副校长，协助陈毅（兼校长）主持总分校日常工作。
韩振纪坚持抗大教育内容理论联系实际、少而精的原则。他组织教学以“严”著称，要求军事学员不仅要有组织攻防的能力，同时还要苦练射击、投弹、刺杀三大技术，训练时摸爬滚打，一身汗，一身泥。
1942年8月初，在陈毅领导下，韩振纪主持召开华中抗日军政大学教育会议，他在《关于抗大军事教育上的意见》的报告中讲：“反对空洞地教理论”“军事技术本身无阶级性”“吸收其他军队的军事技术”“不照抄苏军战术教材”等。这些说法在当时是非常大胆的。
领导军工 艰难创业
长征初期，毛泽东一度随干部团行军，了解到韩振纪曾学习机械工业4年，这为他尔后担负人民军工的领导工作埋下了伏笔。
1941年1月，韩振纪首任新四军军工部部长（军直党委委员）。此前，新四军只有一些修械所，他与副部长孙象涵、吴师孟在一个月内就搞起了7个工厂，生产大批火药、地雷、手榴弹、八二迫击炮及炮弹，还有专门打击日军汽艇的鱼雷。在敌人大“扫荡”中，军工部两次紧急转移，他指挥军工战士乘船迂回河汊芦苇之中，神出鬼没，毙伤日军。新四军军工部8个月，打下了华中人民军工规模化的基础，以后，军工分散到各师，不断发展壮大。后来，他在淮南以参谋长身份领导军工部研制了枪榴弹、平曲射两用炮、掷弹筒以及高爆炸药等 “新式”武器，并带出了吴运铎等一批模范人物。
1945年11月初，韩振纪率新四军第2师组成的4个架子团（只有干部）开赴东北，接到新的命令，在沈阳就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军工部部长兼政委，他带去的部队组建了松江军区。在战局被动形势下，他坐镇南满，领导6个地区同时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军工大迁移，边转移、边生产大量武器弹药，创造了军工史上的奇迹。
韩振纪亲自指挥，从鞍山等地搬运钢材万余吨及各种机器200余台，主要靠骡马拉大车，历经千辛万苦。辽阳的同志从苏军手里接收了多家兵工厂，不情愿搬出。韩振纪下了死命令：“必须立即行动，否则撤职查办！”并派专人督促、协助搬运工作。转撤不久，辽阳即被蒋军占领，大家激动地说：“幸亏韩部长抓得紧，否则人财两空！”
军工部把机器530余台转移到本溪，建立兵工厂，生产武器弹药，支援部队作战。不久，军工部转移至通化，迅速建起了几个厂，生产子弹30余万发。
1946年1月，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韩振纪仍任军工部部长兼政委。四平战役开始后，军工部生产手榴弹12万颗，其中在通化生产8万多颗。1946年4月，他奉命再次组织各厂共180余车厢机器、物资，通过铁路由通化向吉东迁移、建厂，生产手榴弹4万颗，同时生产迫击炮弹。
由于蒋军步步紧逼，从1946年6月，韩振纪和王逢原副部长指挥军工部把吉东等地400余车厢机器、物资撤运到朝鲜境内，由于苏联驻军干涉，又分3路，经过一个多月艰苦辗转，经训戎铁路运抵珲春，在此创建东北解放区第一个、也是北满最大的军工基地，形成以珲春为中心，包括鹤岗、佳木斯；鸡西、东安；哈尔滨四大军工基地。
◆1947年春，伍修权（左二）在珲春考察东北军工部。
1947年2月，东北局任命伍修权为军工部长，如此一来，东北军工就有了两位部长。伍修权对军工部进行了1个月考察后，向东北局书面报告：“从我见到的5军团干部中，我认为韩是意识上最好的一个，作风艰苦，老军事干部，懂得些技术而又愿意搞这一套，这是很难得的。”“坚决主张仍以韩为部长兼政委，自己则从旁帮助。”东北局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明确韩振纪仍为东北民主联军军工部部长兼政委，伍修权以联军第二参谋长身份领导军工部工作。
1947年上半年，东北形势好转，各部队、各地区都有自己的军工，上面找韩振纪谈话，让他统管起来，但他却说东北军工人员来自四面八方，自己是从新四军来的，指挥不便，建议由资历更老的同志负责。10月，东北局在哈尔滨改组军工部，何长工任部长，伍修权兼政委，韩振纪任第一副部长兼第一办事处（珲春）、第七办事处（吉林）主任。此后，韩振纪在珲春军工基地，领导制造出东北民主联军第一门大炮；珲春成为重要的炮弹生产基地，1948年上半年，炮弹月产达4万发以上，在我军工史上创下多项第一。
从1945年10月至1949年5月，东北军工共生产手榴弹4995799枚，各种炮弹3297530发，各种炮3135门，各种枪12159支，保障东北，供应华东，支援关内，在三大战役中起到重大作用，刘少奇、陈毅、粟裕给予高度评价。
1958年9月，韩振纪任总参军械部部长，领导全军军械工作。1959 年 2 月，他任总后党委常委、军械部部长，1962年10月任总后党委常委、副部长，同年兼任国务院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委员。韩振纪是我军第二次大规模军械装备换装工作的重要领导者之一，在领导军械弹药的科研、生产、订购、维修、援外、储运、教育、完成战勤任务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特殊时期 中将武官
建国初期，中苏友好是国策，1955年5月，韩振纪任驻苏武官，被先行授予中将军衔，成为当时中国外交史上两位军衔最高的驻外武官之一（边章五于1949年被特授中将军衔）。
韩振纪到任后，经多方联系，苏军第一副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夫妇获准参加了他的家宴。原来，苏方规定各级军官不准同他国人员私下接触，这一次，中国武官破例受到了如此待遇，其他国家武官很羡慕。李克农副总长来电表扬。
那时，留学苏联中国军官中，从兵团到排级都有，韩振纪很关心他们的学习。经苏军方批准，他在各地巡视，看望大家，听取队长、支部书记汇报，拜访军校负责人。他了解到总后钱信忠、涂通今等人获得医学副博士学位准备回国，于是向黄克诚部长汇报，黄克诚报粟裕总参谋长决定，让他们再到列宁格勒军事医学院学习半年。这几位同志后来为我国军事医学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6年2月，聂荣臻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毛泽东、周恩来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先后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向驻留苏的中国军官授衔授勋。在苏联访问的朱德元帅接见了全体人员。韩振纪领导武官处筹办，并主持仪式，宣读命令。这一次，他被正式授予中将军衔。北京来的同志按照有关决定，给他带来一级八一勋章，他却说：“只有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担任师以上职务的军官才能授予一级八一勋章，本人履历中没有 ‘师’这个字眼，你们带错了！”执意将一级八一勋章退回。最终，他被授予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7年11月，毛泽东看望驻苏大使馆人员，二排右起第3人为韩振纪。
1957年9月，聂荣臻、陈赓、宋任穷率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在莫斯科与苏方举行关于原子弹和导弹生产技术援助及勘建导弹试验靶场的谈判。韩振纪参与谈判并做了大量工作。这次谈判顺利，聂帅拟派韩振纪返京向中央汇报。这时，雷英夫有意担当此任，韩振纪考虑到他曾担任过周总理的军事秘书，由他向上面汇报更方便，于是建议聂帅改派雷英夫回国。韩振纪从工作出发，能让则让，这是他的一贯作风。
1957年11月，毛泽东、宋庆龄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彭德怀、叶剑英率军事友好访苏代表团访问苏联，韩振纪为代表团团员兼顾问。这次访问规格之高，在世界外交史上也罕见。叶帅指示他主要随彭总活动，中苏两军领导人对口会见这一类活动，只管协调，不具体参加。一天，彭总向他介绍了毛主席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以及朱可夫被解职的情况，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要团结，我们不能干涉人家内政。”朱可夫是苏军二战功勋元帅，在中国赫赫有名。韩振纪立即把这个精神向武官处及各地留学生支部负责人作了传达，他的表达很直白：“别人的事，想不清楚就不要想，大家必须从国家外交政策出发，与苏联同志接触时千万注意，不要引起误会。”
11月7日上午，中国各代表团成员登上了红场观礼台，观看阅兵和群众游行。韩振纪尽其所知地给大家做介绍。活动结束后，大家聚在一起感触良多，彭总说：“我们自己也要研制新式火箭、导弹，洲际弹道导弹。”他对韩振纪说：“将来让你搞军队装备建设！”
一生唯谨慎 大事不糊涂
韩振纪严以律己，荣辱不惊，不争名利；他个性刚强，坚持原则，敢于讲真话；他不擅交际，不搞小圈子，一些老同志说他“哪个山头的也不是”。
1945年3月，新四军军部又一次调韩振纪任军工部长，赴江南筹组生产，因无事可做，心里很不安。苏浙军区司令员粟裕让他任军区参谋长，协助指挥第3次天目山反顽战役。仗打完了，军部来电询问他是否继续留任，当时，苏浙军区已有一位参谋长，也很优秀，军部对其职务并无新安排，因此，韩振纪感到难以回复。最终，他又调回2师任参谋长，参加指挥对日反攻作战。此事对他个人前途的影响显而易见。1957年，粟裕随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向他问起这个事，他只说了一句：“不夺他人之功。”
1948年11月下旬，东北野战军入关。1949年春，他考虑到朝鲜南北存在发生战争可能，不同意撤销珲春这个处在中朝边境重要战略位置的弹药基地，与东北局某领导人意图相悖，结果被转到地方，降职担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工业部机器局局长。解放战争3年，部队大发展，不少下级的职位远超过他，老同志们看不过去。他却不以为然：“我是脱了皮鞋换草鞋的，要当官，当初就不参加红军了！”他上任后领导开展“创造新纪录运动”，掀起了生产高潮，并向全国推广，纵深发展。1950 年 6 月，他调任中央重工业部党组成员、机器局局长。1952年12月，军委下令韩振纪回军队工作，任总后汽车拖拉机管理部部长。
1959年8月18日到9月12日，军委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彭德怀、黄克诚。会上，有人追问1957年彭总访苏时与苏军领导人谈话内容，他恪守作人原则，敢于担当，不贻人口实，坦然说：“报纸上都有，个别有我在场时也是外交辞令，我知道的，大家都知道。”
◆1962年，任总后副部长的韩振纪。
1965年5月，韩振纪身体患病，主动向军委提出：“占着位置不能工作，对党的事业更为不利，给能干的同志腾位置。”7月，军委批准他离休。
韩振纪不沽名钓誉，从不允许别人宣扬自己。吴运铎写《把一切献给党》，曾把初稿交他审阅，他提笔把自己名字全部勾掉。20世纪60年代，有位作家写了一篇有关韩振纪的文章，他要来稿子一看，见题目为“人民兵工之父”，脸色顿时沉了下来，说：“这篇文章不看了，本人决不苟同！”作家原以为以韩振纪的经历，称他为“人民兵工之父”名副其实，但听本人这样讲，不由得对这位老革命由衷赞佩。
韩振纪国学渊博，书法遒劲，在书画、古籍、碑拓鉴赏方面有很高造诣，多年来用薪水选购，收藏颇丰。“文革”初期，造反派批判他搞四旧。他被迫检查：“游山玩水、跳舞与看戏，我少参加或不参加。写字、养花、古书、碑拓、字画横竖是一种娱乐。马克思以自然科学为娱乐！”他让秘书把藏品装满一辆中吉普车（后加拖斗），送交故宫。故宫专家鉴定这些文物已经达到相当高等级，便逐一清点登记入库，还付给了100元现金。他恼火了，立刻命秘书把这笔钱作为党费上交组织。
1968年3月发生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空军政委余立金遭人诬陷，其中一条是皖南事变“叛徒”。当年，韩振纪在抗大5分校兼任学委书记，负责整风，余立金任5分校政治部主任，这段历史他清楚。他便不顾个人处境，坚持写材料送到有关部门，证明1942年整风时已查清余立金皖南事变中根本没有被捕，何来“叛徒”之说？余立金被关押5年后“解脱”，这个材料起到一定作用。
1969年10月，韩振纪及部分家人被战备“疏散”到山东泰安，1970 年12月转至西安，在此期间，他患了小肠淋巴癌，1973年10月回到北京。1975 年3月30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立下丰功的韩振纪将军，因患急性心肌梗塞病逝，享年 70 岁。
